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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造翻译文明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(五)
来源:北京新语丝翻译公司  编辑:xinyusi  发布日期:2015-11-24 11:29

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翻译巨匠之季羡林

    季羡林(1911-2009):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,字希逋,又字齐奘。国际着名东方学大师、语言学家、文学家、国学家、佛学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。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、聊城大学名誉校长、北京大学副校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,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。
 
季羡林
 
    季羡林先生不仅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,同时也是着名的文学翻译大家。他通晓12国语言,不仅精通英文、德文、法文等现代外语,还掌握了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。他毕生投身于文化交流,着译等,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、研究古代中外历史文化关系以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,做出了突出贡献;他在长期的翻译实践当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翻译观点,丰富了中国的传统译学理论。
 
    季羡林的外文学习和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至他的中学时代。他10岁开始学英文。到了山东大学附设高中,又开始学习德文。同时受到时任国文老师、桐城派作家王崑玉先生的启发鼓励,开始对外国文学感兴趣。17岁开始在天津《益世报》和山东《国民新闻》趵突周刊上发表自己创作的散文和短篇小说。转学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后又得到当时的国文老师、翻译家董秋芳的垂青和鼓励,并尝试翻译发表了一些英美作家如吉卜林的短篇小说。1930年考上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,专修方向为德文,主攻英国文学,并师从吴宓、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和英文等。课余专心于散文创作和外国文学翻译,曾翻译并发表了德莱塞、屠格涅夫和史密斯等人的作品。大学期间,还选修了陈寅恪先生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课,逐渐对佛经翻译文学有了兴趣。1935年,他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协议互派的交换研究生,入德国哥廷根大学,潜心钻研印度学,师从着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(E. Waldschmidt)学习梵文、巴利文。后又师从着名语言学家西克(E. Sieg)学习吠陀和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。此外,还学习了“斯拉夫语句型学和文体学”、“斯拉夫语言的主要难点”、“高级俄文练习”和“译德为梵的翻译练习”等语言学和翻译课程,这种系统的语言学习为他日后的翻译活动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学基础。

季羡林作品
 
    季羡林走上翻译之路并非他的初衷,而是出于当时的无奈。他自己曾总结说:“至于搞文学翻译工作,那完全是出于无奈。我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以后,我在德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研究工作,由于国内资料完全缺乏,被迫改弦更张。……想来想去,眼前只有一条出路,就是搞翻译。我从德国的安娜?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,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作品。最长最重要的一部翻译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《罗摩衍那》”。由于国内资料的缺乏,季羡林只好改行搞起了文学翻译的“副业”。从20世纪40年代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,季羡林一直致力于德文、英文、古典梵文、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。他先后翻译出版的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着《论印度》(1951,与曹葆华合译)、德国女小说家安娜?西格斯(Anna Seghers)的《安娜?西格斯短篇小说集》(1955)。译自梵文的最多,包括印度迦梨陀娑(Kalidasa)的《沙恭达罗》(1956)和《优哩婆湿》(1962)、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《五卷书》(1959)、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《罗摩衍那》(7卷,1980-1984)以及一些零碎的佛本生故事(其中7篇收入《佛本生故事选》,郭良鋆、黄宝生译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5)。最近的则有译自英文的印度梅特里耶?黛维夫人(Maitraye Devi)的《家庭中的泰戈尔》(1985)。其中,最为人称道的、也是他最重要的译着是他在“文革”期间偷偷翻译的《罗摩衍那》。这部印度长篇史诗即使精校本也长达近2万颂。文革期间,季羡林被贬坐门房。他克服各种困难,利用收发信件报纸和接传电话之余,凭一人之力,历经十年之久将这部鸿篇巨制译毕。其汉语译文洋洋9万行。
 
    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翻译大国,但是数量膨胀质量低下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。当下坊间翻译出版物名目繁多,但译着质量每况愈下,陷入了翻译的危机。季羡林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。他在《翻译的危机》这篇文章里指出危机正出在很多译者不遵守“信”这个标准上。“信”与“不信”的问题其实涉及到译者的外语基本功和译风译德问题。为什么译而不信?季羡林认为有两个基本条件或因素:“一是外语水平,一是工作态度”。一些译者外语基本功没有过关,急功近利搞起了翻译,难免粗制滥造,制造垃圾。更糟的是,有些人外语水平差工作态度又不好(季羡林将此类人的翻译归为下等的翻译),不是缺乏自知之明,就是投机取巧蒙混过关。这样的译才译德怎么会产生好译文?鉴于此,季羡林主张,想搞翻译的人,应该多学几门外语,学好外语,尤其是作为世界语的英语。为此,我们还需改革目前的大学外语教学法。同时,克服危机还需要加强翻译评论,加强监督。作为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和中国译协名誉会长,季羡林非常关注《中国翻译》等杂志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。他说之所以接受担任中国译协名誉会长,“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的”。他也确曾建议《中国翻译》杂志“多刊登一些评论翻译的文章”以加强今天的翻译监督。鉴于目前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的弊端,他呼吁改进大学翻译教学,加强翻译的专业训练,重视翻译队伍建设,加强翻译学科建设,并多次呼吁政府部门尽快设立“国家翻译奖”。
 
    “苍龙日暮还行雨,老树春深更着花”,季羡林先生毕生致力于印度学研究和梵文文学翻译,在很多重要的文化学术领域建树卓越,硕果累累。他边翻译,边考证,破解了众多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难题。季羡林自称自己的学术研究是“梵学、佛学、吐火罗文研究并举,中国文学、比较文学、文艺理论研究齐飞。”事实上,季羡林先生是个学术研究多面手,其翻译观只不过是其学术宫殿的一雕栏,一画础。季羡林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译论,其译论既宏观又微观,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,对中国译学界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,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季羡林先生的翻译思想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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